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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民间借贷”的发展现状及审判实践中的法律适用
  发布时间:2011-12-20 10:26:56 打印 字号: | |
  内容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金融机构的融资量和融资速度,远远不能满足资金使用者的需要。经济市场已完全不能等同于立法之初以“公民间借款”定位民间借贷的时代背景。国家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民间资本逐渐增多、公民的投资意识增强,投资渠道不畅,使百姓投资方式转向民间借贷。不正常的运作,造成了民间资金持有者积极投身“放利族”的同时,不能对所面临的风险作出正确估计。法律上公平、公正的结果,并不能真正解决借款人的实际损失。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会引发更多、更尖锐的社会问题,后果转嫁就会使法院的司法权威大打折扣,法律的公信力受损。如何定义“民间借贷”呢?对民间借贷类案件又如何做好法律适用?由此引发的民事案件诉讼中的法律适用及对相关法律规定的正确认识和适用,成为民事法官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民间借贷 利率 计息方式  法律责任 违约责任 法律规避

“民间借款”是自然人之间自愿协商,由出借人向借款人提供资金,借款人在约定期限内归还借款的民事法律行为,这种行为的初衷是互助。而“民间借贷”,是所有借贷类合同中出现最早的一类合同,随着历史的演进和商业的出现,限于互助的民间借款,开始出现有偿性的交易色彩,这种有偿性的表现,就是利息,新形式下的民间借贷是指。

《民法通则》中将民间借贷归为“公民借款”。《合同法》规定,民间借贷双方未约定利息的,视为无利息。可见,我国法律规定的“民间借贷”定位,更倾向于亲友间经济互助,而其对市场经济的参与只是次要作用。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金融机构的融资量和融资速度,远远不能满足资金使用者的需要。经济市场已完全不能等同于立法之初以“自然人借款”定位民间借贷的时代背景,传统的民间借贷合同分类更不可能阻止民间资金参与市场的热情,轰轰烈烈的“全民金融”早已突破了“公民之间”的界限而使得此类法律关系更加复杂和多样化。

 一、民间借贷案件激增的主要原因及审理难点

国家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民间资本逐渐增多、公民的投资意识增强,投资渠道不畅,使百姓投资方式转向民间借贷。①民间小额贷款公司、典当机构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严格的以“金融机构”标准定义来界定它们,显然非常牵强。由于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此类借贷关系规范化不足,司法解释中“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②“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③。已经将此类案件归结为同类案件,故现在比较通行的观点,亦将此类借款关系全部归结为“民间借贷”。

(一)民间借贷案件激增的原因

实际上,打着“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资本经纪公司”这样的旗号,已经与“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这一界定民间借贷的主体认定方式相去甚远。这类公司的融资方式,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行走,而“吸纳借款-放贷-牟取高利”,明显山寨的“类金融机构”的运作方式,很难让人将他们与民间借贷相提并论。但这类公司毕竟也难以归为我们传统认识上的“金融机构”。追求高获利性,也就注定了这类公司的运作高风险、高违规的可能性。这种行业运作方式的“三高”,更是昭示了其发生民事诉讼的几率高的特点。

较之于法的滞后性,此类产业可谓发展迅猛,而且也得到了政策肯定。与此类“民间融资机构”迅速开展业务缺乏强制性行业规范、业务范围复杂,以及市场运作模式的不成熟和在融资过程中对民间资金持有者许以高利、不计后果的急速吸纳的经营方式所伴生的负面效应,就是这种极不正常的运作,造成了民间资金持有者积极投身“放利族”的同时,不能对所面临的风险作出正确估计,一旦一环资金链断裂,一座致富的沙塔便会轰然坍塌,一系列的诉讼便由此开始。内蒙古地区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鄂尔多斯市的石小红非法集资案和包头市的惠龙老总金利斌因无力偿还民间高利融资自焚事件所引发的连锁案件。

(二)矛盾集中,形成审判难点

令人遗憾的是,只是法律上公平、公正的结果,并不能真正解决借款人的实际损失。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却成为社会矛盾的放大器,会引发更多、更尖锐的社会问题,后果转嫁就会使法院的司法权威大打折扣,法律的公信力受损。

综合包头中院民一庭收结案情况,对近几年来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粗略统计,涉及此行业民间借贷行为的案件(包括个人借款行为,实质涉及放贷牟利的),占到了民间借贷案件收案率的90%以上,真正传统意义上的互助式民间借贷产生的纠纷已经很少。而产生借款纠纷后的司法介入和对此类法律关系的法律、司法解释规范缺乏细化规则的现实矛盾,也就成为此类案件审理的一大难点。

  二、加强对新形式“民间借贷”的认识

  民间融资的繁荣,究竟对金融市场产生了积极促进还是负面影响,是经济学家应当探讨的问题。究竟如何定义“民间借贷”呢?新时期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民间借贷类案件又如何做好法律适用?由此引发的民事案件诉讼中的法律适用及对相关法律规定的正确认识,是民事法官的当务之急。

  (一)“民间借贷”的分类特点及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均作为借贷案件受理,那么我们做排除法,也就是除与正规金融机构签订的借款合同之外,只要借款一方为自然人,均为“民间借贷”。

  1.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关系。这种借贷关系,是最传统的借贷关系。《合同法》将此借贷规定为“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可见,此类合同为实践合同。而《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民通意见》第123条规定:“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有约定偿还期限而借款人不按期偿还,经出借人催告后,借款人仍不偿还的,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应当予以准许”。《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可见,这种借款关系,不约定利息给付的,只支持借款的逾期利息。

  那么,如果双方未在借款条上约定利息,而是实际给付,这种情形又如何处理呢?尤其在当事人欲进行法律规避,一口咬定已经给付的是偿还本金时,各法院对此处理方式不一。

  2.公民与法人、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关系。很多人对此类关系划分不理解,认为“银行”也是企业,怎么理解这里的“自然人与企业之间”呢?如果想弄清这种划分的形成原因,必需疏理我国的银行发展史。

  这种借贷关系被确立为民间借贷关系最初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该意见于1991年颁布实施。而《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于1993年12月出台,之前,金融机构均为国有银行,并非企业,其他资金管理者也并不参与资金经营。从这一历史背景来看,《借贷若干意见》中的企业,是不包括“金融企业”的。1999年1月26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中,“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应当是对这一界定方式的明确。

  而现在让大家困惑的,是如何认识新兴的民间资金流转的参与者。他们在“刑”与“法”的边缘游走。如果不把此类经营企业划归“金融机构”,以民间借贷来调整他们,感觉非常牵强。例如“典当行”“置业公司”“担保公司”的吸纳资金及放贷问题。是否因属于“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而涉刑?但此类公司的违规运营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在这种经济环境下,民事法官该如何处理相关案件?“金融服务业公司”是否属于“金融企业”?此类公司的借贷利息应当执行哪个标准?处理案件时是否适用“利率不高于银行利率四倍”的给付上限?这都是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

  三、民间借贷类案件的法律适用

  “贷款基准利率”是一个变量。仅在2010年1月-2011年5月不到一年半时间里,存款准备金率已经上调了11次,这也就意味着,银行存、贷款利率也在不断地调整。而《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这里并没有明确此“利率”的参照点。究竟是应当以双方作出利率约定的时间作为参照点,还是应当以案件审理时间作为基准点呢?对此,各个法院有不同的适用方式,且均有比较充分的理由。

以借贷关系成立时为基准点。

   这种参照方式,比较容易掌握。借贷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借贷之初,就应对当时的银行利率有所了解,对将要取得的收益以及面临的风险,都应作为商业经营风险来考虑。参照合同订立时的贷款利率,都依赖当时的利率作为基准。所以,以借贷关系成立时的利率作为基准点,比较符合商业合同规则。

  但这种确定利率的方式,变相地支持了一些怠于行使还款义务的当事人。利率在不断地调整,而应当履行还款义务的贷款人并没有受到调整的影响,还款期满,仍然以原约定利率占用借款人资金,是否会使还款义务人更加消极履行还款义务?而且借款人资金被长时间占用,收益率却未变化,也不公平。

  2.以案件审理时的利率为准。如果审理时的利率不是上调,而是下调了呢?如果以审理时间为利率基准点,会给出借人造成更大的损失,而借款人拖的时间越长,反而对自己没什么损害,这样,也不公平。

  借款类合同的“违约责任”不同于其他类型合同。借、贷双方的主体,直接关系到合同的效力以及合同的性质。借款合同的标的物是特定种类物,所以也就决定了违约责任承担方式的唯一性:支付利息。而司法调整过程中所要撑握的,也就是关于利率的高低问题了。金融机构作为借款人的违约金,即为罚息,对此计算方式,已经有明确的相关规定,审判实务中争议不大;而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属违法行为,亦不在本文讨论之列;这里以民间借贷为例。

  现实生活中,为了规避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的规定,很多民间借贷机构和个人在打借条时,不再做高于该意见的利率的约定,而是再另行约定违约金条款。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一方面,民事合同的高度自治性,约定违约金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另一方面,如果利息和违约金选择适用,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再者,违约金的数额明显高于利率的四倍时,又如何处理呢?立法对高利率没有明确的解释,对什么属于高利率也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造成了在司法实践中,对利息纠纷的处理各地法院理解和认识不统一,自由裁量范围过大。那么,既然已经有法律规定,借款利息不得高于银行利率四倍,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界定呢?高于银行借款利率四倍的,全是高利贷。但是,如果是高利贷,怎么能再主动适用民事诉讼中的“对高出的部分进行调整呢”,那应该是强制收缴的问题了。

  在司法实务中我们仍要明确,借款合同中违约金条款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合同的相对人怠于履行合同的积极义务时,应当认定承担违约后的赔偿责任。但案件审理中仍应对合同的实际情形应加以区分,违约金与应支付利息的总和,应以“不超过银行利率4倍”为限。而不应将违约金和利息分开计算。违约金作为一种违约责任承担方式,是当事人之间的私力制裁,从维护社会整体正义出发,司法机构有必要对违约金的数额进行适当干预,以维护相对稳定的货币流转环境。

  借款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过高,法院能否予以主动调整?还是依据合同法114条第2款的规定,贯彻司法调整的被动介入,由当事人提出申请后再予调整?《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通过对借款合同的目的解释我们不难看出,出借人的获益,就是利息。借贷双方所约定的违约金实质上就是逾期利息。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中对民间借贷最高借款利息进行了限制,即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我们可以推论,在通常情况下出借人能获得的最高利益也仅限于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因此,原则上双方违约金数额高于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的,属于违约金数额过高,法院在调整违约金时应以此标准为上限。

  对于借款合同中违约金司法调整能否主动介入的问题。《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约定的利息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如果当事人双方故意以高额违约金的方式达到实际履行约定高于“四倍银行同类利息”的目的,而法院又不主动干预,无疑为变相高利贷提供了规避法律的途径。所以,对超过利息规定强制性限额的部分,法院应主动审查,不予支持,而不应仅限于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向承担高额违约金一方行使释明权,由其对自身利益进行判断。

注:

 ①《浅析当前民间借贷案件激增的原因、特点及审判对策》来源:互联网 作者:蒋春明

 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法民发[1991]21号 (1991年7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502次会议讨论通过)  颁布日期:19910813 实施日期:19910813 颁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
责任编辑: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